老祖宗偏爱麻葛布

　　巴渝先民何时进化到穿衣，不可确考。建国初期，重庆考古队员在冬笋坝（今铜罐驿）发掘出战国船棺，从中检出麻布痕迹。这说明至少在公元前的战国时期，巴渝老祖宗已过得比较体面和文明，不像有的族群还光着身子满地跑，足可骄人。

　　在东晋常璩撰写的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中，开始记载巴渝产布。到唐代初期，重庆所辖13州全部产布，因质量上乘，被朝廷指定为贡品，年年进贡。勤劳的巴渝妇女，凭借几块简单的木片、竹片，编织经纬，巧夺天工。

　　但重庆历来不是产棉区，纺织原料主要是麻，其次是葛，再次是竹及其他植物。统计品种多达11种，最多的是苎麻布，另有葛布、纶布、筒布等，酉阳、秀山、黔江、彭水一带产斑布、竹布、僚布。唐代中后期蚕桑兴盛，新增丝绸产品，唯数量少，消费者限于达官贵人。

　　宋末元初，黄道婆发明纺织工具，长江中下游机杼之声不绝于耳。重庆却因缺乏棉花，生产力处于低下水平。

　　水运带动纺织潮

　　到清代因水运兴盛，初步形成以重庆为中心，以万州、合川为两翼的商业城市体系，经济快速发展，纺织业突飞猛进。光绪《永川县志》载：“邑多种苎麻，绩织成布，细者为衣服，粗者作帷帐，间有出售远客者。”同治《荣昌县志》载：“比户皆绩，机杼之声盈耳。富商大贾，购贩京华，遍隶各省。”把夏布生意做到了北京。光绪《秀山县志》载：“纺棉织布皆妇工，今远近通称平块布，其实官庄、牙阻妇女最工织布。”

　　长期困扰的棉源，不知不觉迎刃而解。乾隆《巴县志》载，当时朝天门码头每天卸下棉花四五万包不等，每包200市斤，一天就有8万到10万斤。20世纪初，在本埠商业门类中，棉货业比重最大，外地商人在东水门设立八省会馆（即湖广会馆），申报的主营项目就是棉花。

　　棉花到手，如虎添翼。民国《涪陵县续修涪州志》载：“乡村妇女多纺棉花，机房零收，织布曰大布。”光绪《铜梁县志》载：“布有连机、红边、袍布等名，行销各处。”乾隆《垫江志》载：“邑多纺棉，自给而外，率多贩卖，以故垫邑土布远达四方。”巴渝老乡不仅卖布，还知道以染料盈利。光绪《秀山县志》载：“沤蓝为靛，农隙所讲事也。《通考》云：种蓝一亩，敌谷一顷。能染青者，其利又倍。”

　　1900年，四川蚕桑公社筹备会议在渝召开，公推合川举人张森楷为社长。1901年，重庆棉花行帮公所成立。1904年，本埠第一家机器织布厂“幼稚”染织厂面世。1908年，全川第一家蒸汽缫丝厂“蜀眉”丝厂在渝创办。那时的重庆，真是“村村织机响，家家纺织忙”。西部棉货中心已非重庆莫属。

　　撑起后方半边天

　　日军侵华，河南“豫丰”、湖北“裕华”、“申新”四厂、军政部、沙市纺织厂等13家大型棉纺厂迁渝，加上本埠原有的500多家手工作坊，重庆成为战时中国主要纺织基地。

　　长江中下游产棉区沦陷，棉源告急。奸商唯利是图，囤积居奇，牟取暴利。当局制定棉花棉纱棉布统制政策，即国家统购统销。聘请资深棉纺实业家穆藕初接任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，全面实施。采购重点转向川棉、陕棉。

　　统购统销政策周密细致。在收购方面，实行定价、奖励多交者。最重要的是征实，即必须交纳棉花，不能以钱代替。在交换方面，实行以花换纱、以纱换布，即民间作坊、服装厂要想得到棉纱、棉布，必须拿棉花来换。在供给方面，优先保障军用。在销售方面，实行以布控价，配售民用。重庆首先推行，市民凭身份证，每年限购棉布一丈五尺，可做一套服装。

　　穆藕初深谋远虑，在陕西汉中、宝鸡等产棉区设立机器打包机，组织车船运输队，成立运输站和修理厂，确保物流通畅。在四川三台、乐至等产棉区设立办事处，推广手纺技术，并以棉布回收棉纱，再把土纱运到重庆，与机纱搭配织布。

　　炮火连天，弹痕遍地，重庆棉纺业肩负重任，有力支持了抗战。

　　知难而进振雄风

　　新中国建立，官僚资本“豫丰”等厂被人民政府接管，私营“渝新”、“裕华”等厂公私合营，改为重庆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棉纺厂，生产蒸蒸日上，供应西南地区绰绰有余。此后，国家投资新建针织总厂等国企，花色品种更为齐全。三年困难时期，本埠除外调棉织品外，还率先免票供应调价棉织品，市民花费比平价高3.09倍的钱，可穿新衣。在笔者记忆中，地产32支纱、64支纱圆领衫、背心可谓质优价廉。

　　由于没有棉源，加上区位不利，又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，重庆纺织业缺乏竞争优势，趋于萎缩。但是，具有辉煌历史的重庆纺织业不甘落后，正在通过降低成本，提高装备水平，加大产品差异化，增加质量附加值等措施，努力重振雄风。